二○○四年底，在企業界上班了十年之後，我辭去工作，到美國旅行。到美國當然要講英文，一路上我最常用的一個字是：「Nothing」。

臨走前跟台灣的朋友告別，很多人都驚訝念MBA、一向喜歡忙碌的我竟然辭掉工作。觀念保守的媽媽憂心地看著我：「那你豈不是失業了嗎？還有心情去度假？還不趕快去找工作！」獵人頭公司打電話來：「你對哪個產業有興趣？走之前要不要見個面，讓我們為你重新做生涯規畫？」老友們也傳簡訊來：「那你接下來要做什麼？」

對於這些問題，我的答案都是：「Nothing」。

我來到母校，位於舊金山旁一個小鎮的史丹佛大學。史丹佛像一個森林公園，到處都是草地、樹木、松鼠、麋鹿。我住在森林中的招待所。早上起來，打電話問候東岸的朋友。

「你打算待多久？」

「不確定。」

「在史丹佛做什麼？」

「Nothing。」

「怎麼可能Nothing？你一定有做Something！」

「我想想看……昨天早上六點起來……」

「麼那麼早起？度假不是應該睡到自然醒嗎？」

「我六點就自然醒過來了啊！為什麼自然醒一定要到下午兩點？」

「我不知道你這麼早起是幸運還是不幸……，然後呢？」

「然後我去樹林裏跑步，用力吸很多空氣。回來後洗澡，看晨間新聞。然後開車到樹林深處，看到一大片草原上有一棵孤立的樹。下午到以前讀過的商學院，進教室旁聽財務課程，跟同學一起拿講義，認真算老師丟出來的習題。然後在校園裡走一走，看看布告欄的廣告。後來在書店買了幾件史丹佛的衣服，送給台灣的朋友。晚上跟以前的朋友吃飯，回來就九點多了。回家後打開電視，看看美國最近紅的節目。睡前把白天買的書和報紙看一看，一天就結束了。」

朋友問：「既然在度假，為什麼要去上課？」

「我不是在度假。」

「既然來上課，怎麼可以到處去玩呢？」

「我好像也不是來上課的……。」

「那你在做什麼？沉澱嗎？」

「我又不是烏龍茶。」

「那是思考人生未來的方向嘍？」

「沒那麼嚴重啦！」

「你到底在做什麼嘛？」

我說：「Nothing」。

我三十七歲，在事業和人生上，都到了可以開始尊敬和享受「Nothing」的時候。

從小到大，生活的目的、奮鬥的方向，都是一個可以明確定義的「Something」。國中時要考高中、高中時要考大學、畢業後要找工作、工作後要升遷。我們衝鋒陷陣，卻很少問自己，追求的Something是不是我們真正想要的東西。

社會的價值觀影響了我們的自信，當我們處於「待業」狀態時，也不好意思承認，還必須勉強編出一些堂而皇之的道理，比如說：「喔，我想歸零，休息一下，出國充充電，整理一下思緒，規畫未來的路。」很少人敢大聲地說：「我不是在休息，也不是在沉澱。我就是無業游民，我做Nothing！」

忙於Something的朋友，沒空跟我吃飯。我和另一位比我資深的「Nothing」同學見面。他在網路狂飆時狠狠撈了一票，四十歲宣告退休。我們沒時間吃飯，只喝咖啡，因為他第二天一早自願到斯里蘭卡救災。

「這是我兩年來第一次做的Something。當長久都做Nothing時，突然做起Something，而且是自願的、有意義的Something，我覺得好快樂！」
我很少聽到在台北上班的朋友說：「我覺得好快樂！」

我當然不像我的同學那樣有本錢做Nothing。我甚至懷疑他在網路狂飆時撈的那一票，就是我在網路泡沫化後賠的那一票！我單身還好，如果要養家，就更不可能做Nothing了。但退一步想：工作到四十歲，總有一些積蓄吧。如果願意過簡單生活，Nothing維持幾個月應該不是問題。除非你事事要求五星級，或是坐擁金山卻還要為二十年後退休做打算，那就真的不適合Nothing。我做Nothing的幾天，最貴的單筆消費是9.75美元的電影票。爆米花只敢買小包，意思意思就好。但只要電影好，散場後一樣快樂。於是我發現：由奢返儉，其實沒有那麼難。

回招待所後我打開電腦，視窗在跑的一分鐘，一隻做Nothing的鹿跑到我的窗前。我對牠微笑、和牠搭訕。我不知道在台北，對一個忙於Something、地位崇高的美女，我敢不敢這麼放肆？

我打開Messenger。一名在香港的投資銀行上班、位高權重地朋友對我說，「我真佩服你的勇氣，和放下一切、斷然改變人生的決心。」

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叫錯了人。其實我膽子很小，也沒經過什麼「放下一切、斷然改變」的心路歷程。好像肚子餓了就去吃飯，我的決定其實很簡單。我很怕別人把我想得很悲壯，因為我容易笑場。別人把我的表情詮釋成悲傷，其實我只是香港腳在癢。我感謝朋友的讚美，但那種「風蕭蕭兮易水寒」的思惟方式，還是在「Something」的模式裡打轉。那樣的模式是：我對我現在做的Something不滿，我痛定思痛要改變。我改變的方式是做另一種Something，而那種Something叫做Nothing。那樣的模式好像是不喜歡紅色的壁紙，於是用白色的壁紙把整面牆蓋過去。但我想做的，只是當一面沒人注意的水泥牆。

「那當水泥牆是為了達到什麼目的？」他問。

「當水泥牆本身就是目的。」我說。

「這樣的目的有意義嗎？」

「意義可大了。它讓我們把多年來情願或不情願被貼上的壁紙一次清乾淨。讓我們重新感覺做一面牆的質地。Nothing像是在無人島上脫光衣服，可以幫我們恢復原來作為人的本能、品味、價值觀，和其他各種身體和心靈的機能。」

「這樣被動好像沒有在過生活！」

「我們都太努力『過』生活了，自己把自己搞得眼花撩亂。偶爾，你要什麼都不做，讓生活自然『發生』在你身上。餓了，就找最近的餐廳吃。下雨了，就淋一下。愛上了，就親吻她。失戀了，大哭一場。當你的水泥牆不再貼壁紙時，你就可以閉起眼睛，讓全世界在你身上塗鴉。」

在史丹佛的下午，我閉起眼睛，和一位年紀和我一樣，卻曾經得到癌症的朋友見面。她北一女台大哈佛大學，從小到大是專業的第一名。我們坐在草原孤樹下的野餐桌，講話時口中冒出熱氣。

「你還在大學教書嗎？」

她點點頭，「其實我現在的生活方式和你一樣。一個禮拜上幾堂課，其餘時間在家看書、寫論文。偶爾出門，和朋友見見面。」

「出去時自己開車？」

「我都坐公車，因為這樣可以走路，我需要運動。」

「身體還好嗎？」

「我每三個月回去檢查一次。目前都控制得滿好的。」

「你看起來很開心。」

「是啊。也許事業上沒什麼成就，但至少完全是在過自己想要的生活。」

我很少聽到在台北上班的朋友說：「我完全是在過自己想要的生活。」

「你很幸福你知道嗎？」她停頓一下，說，「你不需要癌症來把你喚醒。你借一種溫和的方式，改變了你的生活。」

我點頭：「那種方式叫Nothing。」

我陪她走到公車站，看她上了車。我一個人走回校園，雨滴打在草地。優秀的朋友生病了、有錢的朋友不快樂、結婚的朋友不跟老婆講話、單身的朋友寂寞到自殺。在美國或台灣，我們這相信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」的一代，仍然在掙扎。我走到十字路口，不知道現在是幾點、接下來要去哪裡。突然間招待所外面那隻超辣的鹿出現了！我微笑，跟著牠走下去……。

去做什麼呢？

Nothing。

〈刊載於《中國時報》人間副刊 2005/01/17〉